【郑永年谈中国为何必须超越西方打造更优秀的人工智能—2】（南华早报，续）——除了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之外，您是否认为人工智能会进一步加深国家间的差距和紧张关系？这会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吗？当然。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都需要一个基础，就像前三次工业革命一样。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基础，国内和国际秩序都将有所不同。我有点悲观。前三次工业革命将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但人工智能正在将人类从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这意味着许多人可能变得无法思考。这导致了我所说的“人工无知”，一种自我造成的智力伤害。中美在人工智能发展上呈现趋同趋势，特别是在开源条件下，未来内容会越来越趋同。与此同时，欧盟监管过度，扼杀了创新——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悲伤的故事。一些欧洲领导人呼吁放松管制以促进本土人工智能公司的发展，但这将导致一个两难境地，因为在欧盟致力于规则一致性的情况下，同时加强对美国公司的监管将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特朗普改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是放松商业管制——这是科技右翼倡导的技术加速主义。如果美国放松管制，而欧盟、中国和印度不放松管制，那么由于国内管制过度而无法在当地应用的新兴技术很可能会流向美国——这种现象已经发生多年了。中国应该确保对环境保护和劳工权利进行适当的监管，但在技术应用方面，我认为应该放宽监管。——鉴于印度与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美中印三角关系的平衡是否可能出现倾斜？乌克兰战争的解决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双方均未展现出妥协的迹象。欧洲不会接受“土地换和平”计划，并可能将其视为一场噩梦。中国确实是个局外人，被战争挟持，却在需要找到结束战争的解决方案时被彻底拒之门外。中国的实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可衡量的，比如GDP和国防进步——当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时。另一方面——这又让我们回到本土独立的知识体系问题——它关乎我们如何认同自我，以及他人如何认知我们。这不仅关乎战略思考，更是一个哲学问题。无论是美中俄三国关系，还是美中印关系，从来就不存在固定的三角关系，美国虽然出现衰落迹象，但依然是全球霸主。我们仍然没有完全理解或掌握西方的国际关系语言——或者西方叙事中的多边主义和联盟。例如，在中国，我们所说的伙伴关系或战略伙伴关系与美国所说的联盟有所不同。周边外交也至关重要。中国在世界的崛起离不开其在亚洲的崛起。正如毛泽东所说，辨别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至关重要。把所有国家都当朋友往往意味着没有真正的朋友。——北京和马尼拉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菲律宾也加强了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您曾表示，北京需要在南海保持战略耐心。最近在黄岩岛附近与菲律宾对峙期间，中国船只发生碰撞，这是否意味着是时候采取不同的策略了？美国的利益根植于全球，例如欧洲、中东和亚洲。但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美国无法被驱逐，也无法成功或彻底地从这些地区撤离。解决南海争端的前提是承认美国在南海的存在，同时也要意识到最终目的并不是要将美国的影响从西太平洋驱逐出去。美国撤军往往会导致混乱——正如我们在中东和乌克兰所见。受影响的国家最终往往会要求美国重返。我们或许需要打破固有思维，打破正统思维。中国是全球化的坚定倡导者，这或许与我们过分强调外部力量的倾向不符。我们需要去拉丁美洲吗？我们需要欧洲市场吗？当然——我们彼此交织。我们对事实的认知取决于我们的心态。在我看来，南海争端本身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正确的认知，就很难建立互信。如果双方都把将美国撤出西太平洋视为最终目标，那可能是最糟糕的情况。正如我们过去允许美国军舰停靠香港一样，我们可以考虑将南海岛屿上的某些基础设施作为国际公共产品向美国船只开放。这可能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提供更多机会。——南海争端因台湾问题而愈发复杂，该如何管控局势，避免误判，化解风险？我们仍然需要战略耐心。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的战略——西方很多人将其解读为等待报复。但这并非其真意。它指的是在保持耐心的同时，寻求理性、更好的解决方案。正如李强总理曾经说过的，解决办法总比问题多。我们需要实事求是，以史为鉴——比如西德曾给予东德人公民身份，提供东德和西德货币平价汇率，并对西德人征收5.5%的统一税。我们不会将军事行动作为最后手段，也应该防止任何“台独”企图。但在社会和经济方面，我们仍有很大的空间迈向统一，并吸引台湾民众。我们谈论了很多关于统一的政治意愿，以及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却很少思考如何以具体的行动去实现统一。现在是时候思考了。——中国针对STEM专业人士推出的新K签证是否能有效吸引外国人才来华？签证政策至关重要。K签证只是第一步。从政策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中国首个专门为人才设计的签证。看看美国——它针对不同类型的人才设有不同的签证类别。但一旦有人获得K签证，你仍然需要考虑其他问题，比如如何安排其家人。吸引人才不仅仅是签证或金钱的问题，而是关乎生态系统，而中国在这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方向是对的，中国在教育和人才吸引方面一定会更加开放。“十五”期间，中国可能会在高等教育领域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包括有关外国大学在中国办学的举措。中国幅员辽阔，不同社会群体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存在差异。循序渐进固然有其优势，但方向必须把握，应该继续稳步向前。——中国戏剧、游戏和玩具在国际上越来越受欢迎，这是否意味着放宽管制也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是的。中国故事可以有多种形式，包括文字形式，也包括你刚才提到的那些。放宽管制是必要的。我们不能将西方视为同质化的社会。西方社会由多元化的社会群体组成，他们有着不同的需求。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人，用不同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活跃的社会，如果单靠一个政府委托的机构去讲中国故事，肯定不行。
